最难就业季里,职校如何突围?

据教育部统计,2022年预计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大关,预计达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规模和数量均创历史新高,竞争激烈。据人社部信息中心在2021年第三季度开展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显示,目前人才需求最大的行业是制造业(38.7%),其次是批发和零售业(9.7%)。但高校毕业生就业供需错位现象也很明显他们的求职意向与之相迥异因此,有专家指出,应实现校企双方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创新教育培养模式,以提升大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


深圳在全国率先探索“政府出补贴、企业出场地、校企共建共享”建设模式,累计投入资金超4亿元,建成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19个。


产教融合本来是职业教育的关键,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学校与企业如何能紧密合作,尚在探索中。

职业的体验


17岁的郑宏杰飞快地在电脑上敲击着。他不断地输入代码、名称和密码,让屏幕上的窗口以1秒钟左右的速度切换,出现了Windows、AD CS、Active Directory等外人不太熟知的界面,像极了一个熟练的IT工程师。


最难就业季里,职校如何突围?

《社交网络》剧照


郑宏杰是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以下简称“深一职”)一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今年高三,留着一个浓密的前盖长碎刘海头,戴圆框眼镜,看起来稚气未脱。在技术上,他已接近一个中级网络工程师水平,如今能自由地在网络上接单。接单平台是深圳市最火的平台之一,针对当前IT服务需求与资源的不均衡情况而建立,一些中小企业可在上面发布需求,灵活招揽有经验的工程师帮他们完成企业网络搭建和BUG处理。郑宏杰接的这单,是来自广州某中小企业的交换机安装调试需求。“我还会写无人机代码,让他们编队飞行。”郑宏杰说。

这样的单子,郑宏杰每月能接2〜3单,能赚几百至几千元。对一个高三学生来说,足够覆盖掉生活费。他的指导老师也支持他在网上接单,以此增加他的实践能力,有时候还帮他和同学介绍一些单子。“我是希望他们能有一些职业的体验。”指导老师潘涛说。

潘涛今年35岁,寸头,搭配着一件深色Polo衫,一副标准的理工男打扮。他是深一职计算机专业科组长,曾带领学生在省级、全国技能大赛中多次斩获金牌,是一名“金牌教练”。但获奖愈多,他对技能大赛的培养模式就产生愈多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讲,技能大赛集训队是一种精英教育,那如何让更多学生从此中获益?

为此,学校开办了“技能学堂”社团。学堂中,学生能学到集训队的前沿知识,获奖队员会给他们上课,老师则介绍相应实操项目和实训。郑宏杰去年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被保送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之后,他也会给学弟学妹们讲授常规课堂外的知识。地处深圳的区位优势,给了这一社团难得的锻炼机会。郑宏杰的一些学长,甚至包揽下了深圳国际创新中心的部分计算机维修和数据恢复工作。

潘涛说,学校之所以想要做技能学堂,也是考虑到深圳中职教育这些年出现的趋势:升学率逐步走高,逼近100%,“现在中职学生直接就业很少”,这种情况下,应更多让学生在校获得一种体验,寻找自己未来的兴趣方向,到了高职院校可继续深造。学校与腾讯正式开展了校企战略合作,争取能让这些学生去腾讯实习。“他们现在的水平还进不了腾讯,但是去与腾讯合作的伙伴公司实习是没问题的。”潘涛说。

最难就业季里,职校如何突围?

潘涛是计算机专业一名金牌教练,他曾去德国考察职业教育,对于技能大赛如何惠及更多学生,他有自己的思考和实践。

职业的体验,是潘涛着重强调的现阶段中职教育应有的内容。2018年深圳在全市职校内选派了15位老师参加“海培计划”,到德国考察和体验当地的职业教育,潘涛是其中一员。德国是世界上职业教育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潘涛的视野被完全打开,“体验到真正的职业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

德国的职业教育以双元制闻名,即课堂学习和工作实践紧密结合,学校为“一元”,企业为“一元”,其成功关键在于早期对学生进行分流。潘涛在德国看到,当地几乎每个地区都有一个职业教育中心,13〜14岁的孩子们只要感兴趣,就可去中心体验。德国一共近350多种技能主导的职业,都被写进职教中心目录。孩子如果对某职业感兴趣,可选择在中心进行为期两周的体验。

“在职教中心里,孩子们的体验质量很高,各种材料非常齐全,原材料、说明书、图纸什么的都给你准备好了。”潘涛说,假如你想做一个手机壳,可从职教中心里找原材料,自己按照说明书加热、定型再打磨。他当时花了大概一周时间,在职教中心体验了一把做木匠的感觉。他拿着中心提供的工具,从树上一根根把木头砍下来,按照图纸打磨,最后做出了一个精美的风车。

“体验好的话,学生就能往这条路上走,体验不好也可以再次选择。”潘涛说,体验之后,孩子可在14岁时签下一份双元制的意向合同,签订主体是当地商会或企业,后者承担了德国职教大部分的技能培训职责,培养周期长。中国国情不同,职责落在职业学校,培养周期短。“现在中职教育三年,学不了太深技能,所以我主要就是推行一个体验。三年后随着学生认知的提高,如果他体验好,完全可以在高职深造。




潘涛最早是在企业和部队工作,后来做了职校老师。刚开始上课时,他发现自己讲的很多东西,职校学生听不懂,从德国回来后,他逐步转变教学方式。“比如我讲网络技术这门课,不会上来就噼里啪啦把理论体系讲了。我会让他们先做一些好玩的事。”潘涛让学生打开谷歌地球,一点点缩小范围,找到自家所在位置。“通过这个让他们发现很多网络体系的架构,比如谷歌地球上家的位置,就是他们家小区节点或交换机的位置,从而延伸出这些概念。”

这种教学方式,让学生郑宏杰印象很深。他中学时偏科严重,英语和语文都不好。到了职校后,他发现计算机学起来也不容易。他记得,潘老师上课最初讲到了TCP/IP协议,他一脸懵懂:“什么是协议?”这个问题困扰很多同学。潘涛后来举例说:“红绿灯就是协议,什么时候通行,什么时候不能通行。”经过这一提点,郑宏杰就理解了。

校企的差异


深一职的地理位置极好,它坐落在福田区,紧邻28万平方米的深圳国际创新中心,属于深圳中心区CBD的东门户,不远处就是华强北。校园面积紧凑,教学楼修得高密,挂满了红色喜报,中间空出大片场地做高标准运动场。课间时分,学生们会在几十层高的写字楼幕墙的反射与遮蔽下,奔跑跳跃。

在人地资源紧张的深圳,位置好,说明学校建校早。深一职创建于1983年,前身为深圳电子技术学校,这是深圳市第一所中等职业学校。“上世纪80年代,深圳电子企业发展迅猛,但深圳的教育体系里还没有职业教育,所以就办了这么一所学校,想要为深圳的产业发展输送职业技术人才。”校长黄建行说,后来随着深圳产业更新换代,学校专业不断调整,就改名为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深一职在很多方面领先,录取分数常年在全市前列,是首批国家重点职业高中、首批国家中职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潘涛所在的计算机应用专业更是有首批国家级重点专业、深圳市品牌专业等荣誉。今年中考录取时,该专业位于第一批次,能与普通高中同一批次录取学生,507的录取分数线比很多普高还高一截,生源和专业建设都属前列。2010〜2013年,学校申报国家级示范校时有3年建设期,专业建设是重中之重,计算机专业由时任科组长的吴彦主要负责。“申报有各项软硬件的要求,包括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改革、师资队伍建设、校企合作及工学结合运行机制建设三大部分,细分包括建设怎样的课程体系,课程、实训室、教师能力及学生素养能力达到什么程度等。”吴彦说,虽然申报成功,但她还是觉得有遗憾——校企合作这块不是很理想,“这块是最难的”。

作为职业教育体系中的“二元”,校企合作占有重要地位,学生如今最少都要去企业实习半年,是毕业的必要条件。“职业教育最大的特点,一定是要跟产业对接,它的根和魂就在于产教融合,主要就是靠校企合作。”校长黄建行说。深圳市在全国率先探索“政府出补贴、企业出场地、校企共建共享”建设模式,累计投入资金超4亿元,建成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19个。

不过这过程中,有参与其中的老师深感产教融合之难,哪怕是在深圳这样的地方。“因为找合适的企业不容易,企业是做生产的,有效率和利润要求,而我们的学生跟深圳一些优秀企业的要求还是有一定差距。”吴彦说,申报示范校那会儿他们主要就是给学生去企业找实习、或请企业工程师给学生做培训,还做不到全方位与企业深度合作。

当时,深一职找到长城计算机进行合作,长城是国内知名的应用解决方案供应商和系统集成服务商,主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长城对这次校企合作很重视,学生能去参观学习,但无法去实习,“他们需要的都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比如开发人员,我们的学生暂时还达不到。做基础生产线的工人,学生又不愿意去,个别学生能承担一下维修维护、系统调试岗位。”吴彦说。

长城工程师也会来学校上课。2013年,长城和学校达成一项合作,要在学校内建一个云计算实训室,吴彦当时定的目标是学生经过学习后,能够做云计算的系统维护。长城帮助学校建立了云计算实训室,配备了工程师前来上课,学校则拿了一个计算机班的学生来做项目试点,主要学习网络及云计算基础及相关实训,将来服务于云计算系统的基础安装运维。

“项目的规划想法本来特别好。”吴彦说。只是随着时间推移,校企之间的差异开始显现。在当时,云计算还比较超前,但这种单一项目实训则尚未融入到整个职校课程体系。“好比这只是一个领先突出的点,它融入不了整个中职课程大集体中。”吴彦说,中职学校课程更基础,校企双方课程衔接没做好。并且当时,很多企业工程师来学校讲课,没能很好把握中职学生的特点,对于学生是否接受和消化,也没有老师那样敏感。做了一两届后,作为专业带头人的吴彦身兼数职,精力有限,项目就停掉了。吴彦至今觉得遗憾,“如果当时坚持下去了,学校现在的云计算肯定是中职里很顶尖的”。

潘涛也参与了那个项目。他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说,早期的校企合作还不够深入,是因为主要局限在场地使用,设备使用等硬件设施的合作,而计算机设备更新换代速度极快,对学校来说吃不消。“企业喜欢从设备上面来合作,这是一种销售模式,相当于把工厂的东西直接搬到学校,学校来学这个产品。这只是一个叫产教的模式,是一时的。”潘涛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企业推出一套岗位技能的能力标准,建立课程体系,中职学校与之合作,能得到其软硬件教学方案。“比如现在腾讯华为推出了一些1+X等级证书,学校可以学你企业制定的这些内容。学生可以学习企业制定的技能课程,让学生了解企业用人的岗位标准。”


潘涛在德国考察时,看到德国有一款全球有名的海德堡打印机,其每出一款新产品都会最先送到学校,后者有相应的课程体系做衔接和过渡。“德国的学校是来培养最前沿技术人才的地方,整个课程体系和产业结合特别好。”

于是,在这次校企合作后,计算机专业部分老师们做了经验反思,他们决定从课程标准入手做校企合作。他们最初是从两门基本的网页制作课、网络搭建课程开始,找到企业合作。学校专门拿出了一定经费,请企业共同参与制定课程,老师提需求,企业定方案、做培训。“以前我们老师可能会教网页制作,但对于一个网站真正的维护其实是不太了解的。”吴彦说。企业都是项目主导,一个项目从立项到落地,企业拥有全部的经验和人才,这恰好是过去很多职校教师的短板。

在网页制作这门课上,学校和企业花了半年多制作课程方案、计划和资源,后半年正式进入课堂。第一课堂上,企业工程师给学生布置了一个任务:要为学校的跳蚤市场制作一个网页,并展现出效果图。很多学生看到图后有点不敢相信:我们能做出来这么漂亮的网页吗?看着跟那些专业网页一模一样。

企业的工程师从如何把一个网页项目落地开始授课:申请服务器域名、如何架构、如何设计等流程从头到尾一一传授。每一节课会按项目进度拆分成小项目,学生分组完成,最后落地为一个大项目。有时候,企业的人不能到场,双方就共建一个资源共享平台,由企业的人录制讲课视频,老师在课堂播放,带着学生实操。最后,当跳蚤市场活动日即将到来的一天,学生们真的做出来了相关网页,可通过域名直接访问。机房里的屏幕投出落地的网页效果时,一些学生兴奋得叫出来。

吴彦和同事一起,将网页制作、网络设备等两门课都申请了深圳市的精品课。“我当时就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职业教育。”

最难就业季里,职校如何突围?


新一届集训队的同学正在进行技能实训,为技能大赛做准备


学徒的探索


不过,即使有了课程指导的校企合作,想要再往深进行产教融合,仍有一定难度。全国中职学校均采用“2.5+0.5”模式,在高三上职校春季高考结束之后,学生会有半年实习期,而以前是一年。“现在中职学生高考提前,专业课受到不小的影响,技能相对弱了,这样一来合适的企业更不容易找了。”吴彦说。

为了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教育部在2014年推出了现代学徒制,作为一项新的校企合作育人机制。现代学徒制度以技能培养为主,要求教师和企业联合传授技能。“为什么要搞学徒制?因为我们的职业教育中学校和社会是脱节的,而全球很多国家都是综合高中,没有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的分别。现代学徒制是德国双元制的灵感,学生是学生,但也是学徒,能更快掌握一门技能。到企业可以直接上手。”副校长卢曙红说。

深一职是2015年第一批获教育部批准进行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学校,也是全广东省唯一的试点学校。从那一年开始,学校在机电专业、物流专业与企业展开合作,双方共同开发课程,企业工程师来学校上课。项目同时采用“1+1+1”模式,一年级去企业感受一星期,二年级一个月,三年级一整年到企业跟岗实习。“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实际上水平是很高的。”卢曙红说,第一届学生有100多人,但这项目办了1〜2届之后,就办不下去了。

原因在于,学校当时在深圳采用自主招生,按就业导向培养,但这批学生临近毕业时,几乎都不愿意直接去企业就业。“当时招进来的都是深圳长大的孩子,他们想升学,拿更高的文凭,所以最后到企业去的人几乎没有,都去职高院校了。”卢曙红说。

2017年现任校长黄建行调任深一职。面对这个推行困难的项目,黄建行想到把扶贫结合起来:把招生目光投向内陆贫困地区去,让愿意早就业的孩子上。2019年,他们与中国500强企业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到广西百色、江西寻乌两个县招生,在当地的中职学校里选拔、面试有意向的生源,一共招到15名学生,均来自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家庭。

当年15岁的吴有曾来自广西百色。2019年他在职校读书时,听说有深圳学校来招人,他就去听。宣讲中,他只记得老师说会报销路费、解决住宿,每人每月还有800元补助。“这样能为家里减轻不少负担。”吴有曾听完后,马上给家里打电话,家人起初不同意,但他成功说服家人,经面试等选拔环节,人生中第一次来到深圳。

对于吴有曾这批学生,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更加注重企业“学徒”的技能。吴有曾每周一至周四在欣旺达跟岗学习4天,周五回校上一天文化课并过周末,欣旺达根据产线(产品)设备不同,将课程体系分为了4个模块,定期轮换学习,学生要完成不同设备的实操,并在最后一个学期跟着企业顶尖技术人员实习。校企合作开发了“机电控制技术与应用”等9门课程19本教材,结合企业生产实际,通过案例式教学,将理论知识融入到工作实践中。

在当下我国技术人才难寻的情况下,这种传帮带式的师徒制培养,也为企业解决了一定的用人痛点。“公司对技术员的需求大,在市场上挖人成本高,本土培养周期长。但是试点班的学生非常年轻,我们从学生阶段就对其进行培养,会让他们对企业的认同度高。这样下来,人才在公司发展的空间大,保留率就高,相当于我们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嫡系部队。”欣旺达总裁助理尹庆玲说,这是他们参与的主因。


一周4天时间,给了学生们充足的实训机会。吴有曾还记得,他第一次进入企业车间时,被其自动化程度震惊了,“那么大的车间,一个车间有6〜7条生产线,每条有30多米,但维护人员才1〜2人。我在老家中职学习时,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车间,也没有学过这些知识”。企业“师傅”也异常负责,每早8点到车间时,师傅会让吴有曾回忆前一天教的内容,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待问题悉数解答完后,再布置当天任务。一些师傅还会做PPT在办公室先讲,讲完了立刻带去车间实操。“这样学肯定都会出成果,毕业时至少是一个中级工程师水平。”卢曙红说。

不过,现代学徒制在执行过程中也一样需要解决困难。对这批孩子,学校和企业各配一位班主任。校方班主任何伟宁告诉我,很多孩子刚来深圳时很想家,有学生家里还发生着家暴问题,“经常有情绪”,这是老师要特别关注的。“孩子们心理或多或少有些自卑,对他们说话不能太重,甚至声音都不能太大。”他带着他们去逛了深圳华侨城、深圳湾等地标建筑,经常嘘寒问暖。学生往返校企,都是专车接送。

校企之间也要不断磨合。企业讲究效率、利润,赏罚分明,而学校教书育人,允许学生试错,二者之间会冲突。何伟宁记得,有一次一位学生在企业实训期间,不小心弄坏了设备。企业非常生气,当即表示要开除他。校方和企业紧急沟通,最后保住了这位学生继续学习的机会。

2021年7月,这第一批学徒制学生正式毕业。按照之前的意向,他们左手接过校方的毕业证,右手就能和欣旺达签订就业合同。此前企业就找到学校,想要把现代学徒班规模扩大,最好增加几十人甚至100多人。校方深思熟虑后,暂未采纳这一计划,“规模肯定会扩大,但扩不了太多”。卢曙红说,第二期学徒制试点班只增加到19名,一是因为学校地处市中心,场地有限,老师平日教学任务也重,二是因为培养这些孩子的成本并不低。

毕业那天,学生们统一身着正装与企业签订合同。多数学生毕业后进入企业的基础技师岗位,做诸如设备维修等工种,一月能有7000多元工资,对于家境贫寒的他们来说算不错,而且以后还有深造机会。只是,原来入学的那15位同学中有一位缺席了——他选择回老家,继续升学。

最难就业季里,职校如何突围?

《沉默警报》剧照



纵向贯通之探



如今,升学已是深圳各职校的主要特点。深一职紧凑的校园里,有一栋教学楼很特殊,它独立于实训基地和综合楼之外,紧挨深圳国际创新中心。傍晚时分,学生都在埋头苦读。他们是深一职中的综合高中实验班,全寄宿在校内,最后参加夏日高考。

为何一所中职学校里会有综合高中班?黄建行解释,这是2014年经市教育局批准开办综合高中部,推行的综合高中试点,业内称为“职普融通”,深一职是深圳市唯一试点单位。“因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属于两个体系,在我国目前还是没有打通的,而实际上随着社会发展,我们更需要一些综合性人才。”黄建行说,办这个班,也是为了学生能够双向流通,“给学生一个再次选择的机会”。

不过这种模式中的学生目前不过160多人,依然是少数。黄建行认为,职业教育的另一大关键在于纵向贯通。在升本科渠道受限之下,大多数学生只有选择升学高职院校这一条路,参加职校春季高考。2019年教育部宣布重启高职扩招,2020年高职扩招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未来高职院校将迎来更多学生。这就要求,中职和高职之间需要更好的衔接。

深一职在此之前也有过尝试。扩招之前,学校就和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下称“深信息”)进行中职衔接合作,主要是在深一职办了两届中高职衔接班,学制采用“3+2”的形式,3年在深一职,2年在深信息。双方老师共同讨论课程内容,以做好衔接。“我们教的可能是同一门课,但是重点不同,大家就把整个一门课的体系弄得更完整。”吴彦说。学校老师会去高职取经,每学期考试内容也由双方共同商定。


衔接班在学校受到一些学生的青睐。直到几年前,深圳高职院校都倾向招深圳户口的学生,而职校学生大部分为非深圳户口。通过中职衔接班,他们只要通过转段考试,就能顺利去深圳高职院校。“这对很多非深户学生来说很有吸引力。”吴彦说,衔接班是单独招生,也是入校后由学生自愿报名。

不过具体执行起来,仍有不小困难。一方面,“3+2”学制中,一个年级有两个班,每个班20多人,深一职承担了大部分教学任务,“开的课程跟平常班级完全不一样”,学校要拿出很多本就紧张的师资,来把关衔接班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后来觉得,学生在高职只待两年有点短。“他们自己招生的是3年,我们的学生去了上两年,他们当然会觉得两年学制太短,没有什么实习时间,学习效果和3年毕竟也会有差别。”吴彦说。

后来,深信息提出,能否把衔接班改为“2+3”,2年中职、3年高职。吴彦和学校表示同意——中职学生第三年本来也是实习为主,但是方案最后没有获批。“因为这个涉及学制学年的改变了,中职学校属于高中系列,学制不能随便改,实习期也不能随便砍,职校还是得有其特点和特色。”吴彦说。

于是,双方老师们商量着:能否把高职部分课程提前放到中职来?但执行起来发现,“有的课程是放不进来的,因为课程都是有衔接的,前边没有基础,后边上不去的。”吴彦觉得,在这方面目前中高职的衔接还是要加强,尤其是课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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